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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2-24 07: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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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交媒体平台普遍采用AI算法进行个性化营销内容推荐，用户对隐私问题的担忧正不断加剧。尽管许多用户有意保护自身隐私，其采取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发表在2025年第6期《计算机中介传播杂志》（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的一篇文章，通过对美国和新加坡的2078名参与者的问卷调查与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区分了采取不同隐私管理行为的用户群体类型，并分析了影响个体归属特定群体的关键因素。
研究首先界定了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三种主要隐私管理策略：一是“披露管理”（disclosure management），作为一种边界管理策略，披露管理指用户在社交媒体中持续监控个人数据的披露情况、数据用于个性化广告推荐的方式，以及控制外部企业获取个人数据的权限；二是“信息撤回”（information withdrawal），指用户为保护个人数据隐私，主动采取措施以避免算法出于个性化营销目的进行的监控与数据收集；三是“认知回避”（cognitive avoidance），指用户在认知层面有选择地避开特定社交媒体平台与个性化推荐内容，而非采取积极的隐私管理策略。
在此基础上，研究区分了四种典型的用户群体:“隐私效益最大化者”（privacy-benefit maximizers）会积极运用所有可用的隐私策略，包括限制信息共享、管理数据披露及避开特定社交媒体平台。“隐私问题回避者”（privacy unnerved）主要依赖回避策略来应对隐私风险。“均衡型守护者”（balanced guardians）会采用所有隐私策略，但使用强度较为适中。第四类群体在两国的表现存在差异：在美国表现为“披露与回避并行型”，即同时采用披露管理策略和回避策略；而在新加坡则呈现为几乎不采取任何隐私保护措施。研究还发现，用户的“隐私管理自我效能感”（privacy self-efficacy）或用户管理自己隐私的信心，是决定其所属群体的关键因素。这些结论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个体如何在算法社交媒体环境中应对隐私风险，并为后续完善隐私保护措施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智能家居技术（smart home technologies，SHT）的普及不仅给家庭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为家庭成员提供了便捷的监控工具。目前，父母对子女的监控（parental surveillance）、伴侣之间的监控（partner surveillance）等“亲密监控”（intimate surveillance）行为在智能家居语境下尚未得到充分研究。鉴于此，发表在2025年第11期《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的一篇文章基于对比利时715名父母与伴侣的在线调查，系统探讨了智能家居技术背景下家庭成员之间“亲密监控”的行为、意图与动机。
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家居技术已成为亲密监控的重要延伸工具。智能摄像头和智能音箱等设备已被实际运用于父母对子女、伴侣之间的监控行为中，证实了技术进入家庭后对人际监控模式的拓展。父母监控与伴侣监控在频率、意图和动机上存在显著差异。父母表现出更强的监控意图，且实际监控行为更为普遍。具体而言，父母更倾向于采取“限制性”监控，如限制孩子使用电子设备；而伴侣则更倾向于“检查性”监控，如检查对方的手机。这种差异反映出监控行为在不同家庭角色中的不同功能与接受度。此外，亲密监控的动机具有复杂性，尤其是“关怀”（care）成为理解亲密监控的关键维度。对父母而言，监控主要由“负责任的父母身份”驱动，与保护子女、履行养育责任密切相关，显示出监控在当代育儿中的规范化趋势；对伴侣而言，虽然存在与不信任相关的动机，但“高效管理家庭”和“好奇心”也是常见动因，因此纳入关怀视角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伴侣间监控的发生逻辑。
对于现代社会的儿童而言，他们从婴儿期起就生活在高度数据化的环境中，学校、医疗机构、托儿所乃至公共场所，都在日常运作中收集着儿童的位置、图像、健康信息等多维数据。然而，这种数据化进程也伴随着严峻的隐私挑战，父母在保护儿童隐私与使用数字服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2025年11月的《儿童与媒体杂志》（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发表了一篇论文，考察了儿童数据的生成、使用与管理情况。
研究发现，儿童数据大多数由成人（父母、机构、他人）生成，数据生成贯穿全天，数据类型包括位置、多媒体影像、教育和健康等。父母虽然高度重视儿童的隐私保护，但却不得不在社交压力、机构要求与商业算法的多重影响下做出妥协，出让儿童数据以换取使用便利。研究指出，这种困境暴露出父母作为儿童数据的“守门人”，但却缺乏真正的数据控制权。对此，作者呼吁让科技公司、政策制定者与教育机构共同承担儿童数据治理的责任，推动践行数据收集的最小化原则，构建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的数据保护框架。
数据化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个性化服务日益普及。这一趋势常被概括为“在对的时间，向对的人提供对的内容”，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个人效益的最大化，数据驱动的个性化医疗（data-driven personalization in healthcare, DDPH）是此方面的典型案例。通过收集、存储与分析个人大数据，个性化医疗可以为人们提供定制化治疗与疾病预防方案。2025年第13期《信息,传播与社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发表的一篇论文基于对以色列与爱沙尼亚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的访谈，揭示了DDPH的发展趋势与社会技术想象，并借助福柯的“生命权力”（biopower）理论，提出了“网络生命权力”（networked biopower）这一概念。
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七个维度逐一进行理论适配与阐释，将其移植到“新闻体验”（news experience）的语境中：有用（Usefulness），意味着新闻应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与生活；可用（Usability），意味着新闻内容与平台应易于理解和使用；合意（Desirability），意味着新闻能唤起情感共鸣与审美愉悦；可寻（Findability），意味着新闻应易于被发现和定位；可达（Accessible），意味着新闻应具有高可读性，并能包容各类残障用户；可信（Credible），意味着新闻内容应基于专业、透明与伦理原则；有价值（Valuable），意味着新闻能产生持久价值感，培养用户忠诚度，并促进公民参与。
研究发现，过去的体育记者主要负责比赛结果报道，因此承担着信息传播者角色，而如今体育记者的身份更加多元，开始涵盖故事讲述者、批判监督者、教育倡导者等角色身份。研究进一步发现，资本与惯习共同影响着体育记者的角色变化：在经济资本层面，体育新闻的商业价值不再依赖比赛信息，而更在于能否产出独家访谈和人物故事；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层面，记者的教育背景、行业人脉、社群关系共同塑造了他们报道社会议题的视角与能力，例如，少数族裔的体育记者更倾向于主动涉足种族议题；在惯习层面，新闻编辑室内部的组织架构、工作流程与决策文化，潜移默化地规训着记者，共同决定着哪些故事被划归“体育”，哪些又应移交“新闻”。对于上述变化，部分记者坚持“体育归体育”，认为体育是逃避现实的娱乐，不能过度严肃化；而另一些记者则认为体育是社会缩影，报道相关社会议题是记者的责任。